“一无所有”王健林，也难逃市场无情。
作者 | 笔锋
来源 | 投资家（ID：touzijias）
“一无所有”王健林，也难逃市场无情。“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这句歌词，曾被王健林在万达年会上，以一首《一无所有》唱出了心中的豪情壮志。那时的万达正如日中天，无人能及。王健林的商业帝国，在国内外声名显赫，他的每一步棋，似乎都预示着更大的成功。然而，世事难料，市场风云变幻莫测。如今这歌词，似乎成了万达商管现状的写照。380亿的对赌压力，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而那600亿的救急资金，本应是万达的救命稻草，虽已谈妥，却迟迟未能到位，如同镜花水月般遥不可及。彼时，王健林的自救之路，似乎又唱响了这首《一无所有》。但那时的歌声里充满了豪情壮志。而如今，他的歌声里却多了几分沉重与无奈。从“一无所有”起点，到万达帝国的辉煌，再到今天的困境，王健林的人生轨迹，似乎又回到了那个起点。一380亿的对赌协议万达商管面临的困境，并非一朝一夕形成。万达商管，作为万达集团的顶梁柱，曾是集团扩张的引擎。但在2019年，万达集团痛定思痛，决定来一场大刀阔斧的变革。他们把万达商管推上了前台，要它轻装上阵，聚焦商业运营，而把那些沉重的地产包袱丢给了母公司。万达商管的新使命，是成为轻资产模式的急先锋。这一步，现在看来，是万达为了适应市场变化，为了更灵活地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但转型并非易事，它需要资金，需要时间，更需要市场的配合。轻资产转型，听起来高大上，实则也是无奈之举。万达商管想通过输出品牌、管理，摆脱对重资产的依赖。可转型哪是那么容易，需要资金支持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万达商管的380亿对赌协议，成为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份协议，是万达在港股退市时与投资者签订的，它要求万达商管必须在2023年底前实现上市，否则就得掏天价赔偿。这个协议，就像是给万达商管加了个倒计时，逼着他们必须快速行动，让万达商管的每一步都充满了紧迫感。面对这样的生死局，万达商管没有退缩的余地，只能迎难而上。但现实是，上市并非易事，万达商管需要大量资金来推动转型，同时也得应对日常运营的成本。为了不被压垮，万达商管被迫忍痛割爱，开始了“瘦身”之路，把家底一点点变卖，换取宝贵的现金流，以求一线生机。这笔对赌协议，就像一把双刃剑，既是万达商管转型的动力，也是巨大的压力。它迫使万达商管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改变，必须迅速提升业绩，以满足上市的要求。二600亿“救命钱”悬而未决万达商管的处境，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紧张而复杂。为摆脱对赌协议的压力，万达商管只能硬着头皮和太盟等投资者坐上谈判桌，谈下了一份“以股权换资金”的协议。这份协议的签订，原本是为了通过600亿资金的注入，缓解万达商管燃眉之急。但现实，却远未如预期那般顺利。原定于二季度到账的600亿资金，至今尚未见到踪影。钱不到位，万达商管再多的计划，都是纸上谈兵。更糟糕的是，万达商管所持的大连新达盟全部162亿股权，在6月底遭遇了今年的第四次冻结。这对于一家年初刚刚成立、注册资本高达162.07亿的公司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大连新达盟的成立，是万达商管转型战略的关键一环，背后汇聚了太盟投资集团、阿布扎比投资局、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和中信资本等多方资本大佬的支持。它们共同为万达提供了600亿的资金支持，这在当时被视为万达的“救命钱”。在此背景下，太盟投资集团（PAG）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它不仅是万达商管的投资者之一，还成功吸引了两大中东财团加入，共同签署了600亿元的战略协议。只不过，中东财团的投资态度，让人捏了一把汗。虽然外界总觉得中东的资金雄厚，投资起来应该大手大脚，但实际上，他们对投资房地产市场非常谨慎，对项目的考量细致入微，不会轻易就下注。太盟原本计划筹集的90亿美元，结果只完成了大约一半，也就是40亿美元。这一结果表明，尽管太盟在地产投资领域经验丰富，但在当前的市场环境和投资者情绪下，筹资的难度仍然不容小觑。为了规避资金风险，万达商管也不是没想办法，他们采取了将股权抵押给银行的措施，想着万一钱真到不了账，还有个退路，以备不时之需。但即便如此，最关键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那笔至关重要的600亿资金，至今还在途中，尚未到账。这一点从工商资料上也得到了反映，大连新达盟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名单依旧原封未动，万达商管仍旧牢牢控制着99.9%的股权。至于这600亿的资金何时能到，现在谁也说不准，这让万达商管的处境更尴尬了王健林虽然通过出售资产换得了一定的现金，但面对不断的压力和挑战，万达商管是否能够渡过难关，还是一个未知数。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市场中，万达商管的每一步都显得异常艰难。三卖卖卖，万达的无奈之举市场不相信眼泪，只看结果。从万达电影到万达广场，再到北京总部大楼，王健林“卖卖卖”的脚步从未停歇。这并非万达主动的选择，而是面对债务危机和现金流紧张的无奈之举。面对严峻的资金压力，万达商管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的资产出售措施。去年下半年以来，万达商管已经累计出售了超过20座万达广场，其中包括位于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优质项目。4月份，万达商管更是宣布将从北京万达广场实业有限公司中退出，新华保险和中金资本成为新的股东。北京万达广场实业有限公司作为万达总部所在地的开发商，这一举措在外界看来，无疑是万达在自救道路上的一次重大牺牲。万达广场，这些遍布全国的商业综合体，曾是万达商管的骄傲。它们的出售，不仅影响了万达商管的资产规模，也触动了无数商户和合作伙伴的利益。每一次广场的易手，都是对万达品牌影响力的一次削弱。而北京总部大楼的出售，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座大楼，不仅是万达集团的神经中枢，也是王健林商业帝国的象征。它的出售，无疑是万达在财务压力下做出的艰难决定。这些资产，曾是万达的骄傲，是万达版图扩张的见证。如今，它们变成了万达商管自救的筹码，变成了现金流的来源，正在被逐一摆上货架。这种无奈之举，背后是万达商管面临的严峻现实：债务的重压、现金流的紧张、对赌协议的紧迫。万达商管需要资金，需要时间，更需要市场的理解和支持。这虽然可以降低企业的负债，但也意味着企业将失去对项目的控制权，盈利能力也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600亿救急资金的迟到，股权冻结的枷锁，资产的连续出售，债务的重压，万达的自救之路，充满了艰辛与挑战。但正如那句歌词所唱，“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王健林的自救之路，不仅是对万达的救赎，更是对自我的超越。万达的未来，是逆风飞翔，还是沉沦，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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