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显微故事
早在端午前夕，有关“周大福深圳工厂停工停产”的消息就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虽然周大福很快作出回应，称“不存在停工停产”，但紧接着，关于7月深圳社保基数上调的消息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根据消息，深圳将调整社保基数至按广东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的最低标准5284元执行。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周大福此次搬迁是否也与社保成本上涨、用人成本增加有关。
毕竟，一旦执行广东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的最低标准5284元，深圳曾经引以为傲的“低社保、高退休金”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无独有偶，深圳另一家大型企业顺丰科技近日也传出“公司业务重心将转移至武汉”的消息。武汉不仅是华中地区的重点城市，而且拥有丰富的学生资源和充足的人才储备，成为众多企业转移业务的重点城市。
深圳曾被誉为“草根创业者的天堂”，凭借低房租、产业集聚、城中村等优势，这里孕育了许多财富神话，也是许多来自普通家庭的年轻人求职的首选地。
然而，在失去了“低成本”这一优势后，深圳的草根创业者和求职者面临什么样的压力，深圳又该何去何从呢？
社保上涨192%之后“快交不起社保了。”
这是王芳玲在看到深圳通知上调社保基数后的第一反应。通知显示，自7月1日起，深圳的社保基数将上调，缴费基数从此前的2360元，调整到按广东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最低标准5284元执行。
这意味着，其中深户一档上涨至1716.48元每月，二档涨至1350.2元每月，同比增幅192%。
"对我们自费缴纳社保的人群来说，无异于是重负"，王芳玲说。
31岁的王芳玲是一名“前深漂”，3年前从公司辞职后前往广州做小本生意。彼时深圳要求连续缴纳5年社保才可获得购房资格，由于没有深圳户籍、租房合同和居住证，王芳玲决定将自己的五险一金挂靠在朋友公司，通过自费个人和公司部分的方式，按照最低标准，缴纳非深户二档五险。
深圳的社保制度与其他城市不同，采用分档制度，共有三档；其中非深户二档社保因其性价比最高，成为许多无深圳户口，又需自费在深圳缴纳保险人士的首选。
2021年7月，王芳玲通过朋友公司，自费缴纳了自己的第一笔社保，按照当时标准，个人和公司部分加起来，一个月只需缴纳670元。
对于当时的王芳玲来说，负担这笔钱压力并不大，此后深圳社保虽逐年上涨，但涨幅都在可控范围。
但从今年7月开始，王芳玲要支付的社保费用将涨至1350.2元，“而且未来还继续涨下去”，她第一次对自己“是否要继续留在深圳”的选择感到疑惑。
和王芳玲一样，在一家小型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宋志也感到压力巨大。
由于行业不景气，为了降低成本，宋志所在的公司已接连减薪、降福利——无论深户还是非深户，按照一档最低标准缴纳五险，成了公司为数不多的福利。
“今年开始，这个福利变成了负担”，宋志说。2024年上半年，深圳社保进行了3连涨：1月，深圳社保缴费基数从2360元上涨到3523元，4月缴费比例上涨1%，到7月基数涨到了广东省标准的5284元。
这也意味着，宋志从今年7月开始，宋志要比去年7月多交280元，“280元看着不多，但这是我们一家四口一周的菜钱”，宋志说。
受社保上涨基数影响最大的，还有灵活就业群体。
根据深圳官方数据，目前深圳有超60万人次选择灵活就业，选择灵活就业的虽可以选择单独缴纳养老保险，或者医疗保险，但基数上涨后，这两项费用也会上涨。
面对上涨的社保金额、变相涨价的深圳房租，以及日渐高涨的生活成本，选择“灵活就业”方式缴纳五险的乔文开始纠结是否要“断缴”，“大部分灵活就业者，不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工作才不得不‘灵活’吗？”
“每一年深圳社保基数上调，都会有一批人选择断缴，也有新人来办理缴纳”，在某家专做“挂靠、代缴”业务工作的业务员谢久介绍，每个月她都需要像客户群发缴费信息，“但这次深圳史无前例上涨后，很多客户明确表示成本太高，不缴纳了”，谢久说。
有个客户更是留言，“不要跟我说退休以后的事情，我现在考虑的只有如何先活下去”。
撤离深圳！撤离深圳！在一线打工人犹豫是否要离开深圳时，许多深圳老板已先他们做出了“离开”的选择。
腾铭就是其中一位。2023年，市场中传出2024年深圳社保缴费基数可能上调的消息后，腾铭就开始着手将公司迁移到周边人力成本更低的城市。
“深圳不再是曾经的草根创业天堂了，没有了社保优惠，小公司在这里举步维艰”，腾铭如此解释自己的选择。
腾铭的话不无道理。
作为经济特区，深圳独特的社保政策，一度是深圳经济的底牌。2024年之前，深圳社保最低缴费基数可以说是全国最低的。
由于年轻人密集，且许多年轻人只是将深圳作为职业中转站，工作几年后就会离开，同时由于深圳社保未纳入省和全国统筹，社保资金充裕，因此一直存在“缴纳养老金的年轻人多，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相对较少”的情况。
这也导致，在深圳即便按照最低缴费基数缴纳养老，退休后却能按照深圳平均工资来领养老金。
靠着“交的少、领的多”这一优势，许多小公司和草根创业者选择来深圳创业，深圳也因此被称为“草根创业天堂”。
“我当初就是因为这点来的深圳”，腾铭说。2017年，腾铭从湖南来到深圳，在深圳创办了一家软件公司。
每个月，腾铭都按照最低缴费基数标准为员工缴纳深圳一档社保，然后按照实际工资的7%为员工缴纳公积金——这也是许多深圳小公司的惯例。
通过节省人力成本，公司迅速发展。靠着这个模式，腾铭的公司在2019年发展到顶峰、拥有32名员工时，人力成本非常低廉——当时腾铭公司的平均工资为9000元，深圳最低缴费基数为2200元，每个月公司只需要为每位员工缴纳286元社保和单边630元的公积金即可。
“也有很多公司员工在外地，但选择在深圳为员工缴纳社保的”，腾铭回忆说。
但逐年上涨的社保缴费基数，打破了这些公司的小算盘。
“2022年缴费基数上涨到了2360元后，接着缴费比从13%涨到了14%，公司每一位员工成本涨了近50元”，腾铭说，32名员工也就是1500元，算上上涨的租金等，“多出了5个人的成本”。
加上业务量缩减，腾铭裁去了12名员工。
“但裁员不能解决公司经营的难题，毕竟深圳的工资摆在那里”，思索再三后，腾铭决定去周边人力成本更低的城市，“当地社保缴费基数高，但工资只要深圳的一半”。
像腾铭一样，决定离开的公司还有很多。
“周大福深圳工厂停工、顺丰计划离开深圳去武汉，虽然不能确定这些变化和社保上涨有直接关联，但这些公司员工数量多，每个员工多交100元，累积起来就是巨大的数字”，在深圳开公司的陆生很理解这些公司。
陆生的公司有7名员工，端午后得到“7月社保最低缴纳基数上涨至5284元”的消息后，陆生算了一笔账：今年7月之前，按照最低基数，企业为每位员工缴纳的费用约为900元，涨价后公司需要为每位员工缴纳1170元社保，成本合计上升1680元，“但整个5月，我们公司净收入才7000多元”。
不愿意被人力成本绑架，陆生也准备离开深圳去周围成本更低的地方。
“离开，是为了更好的活下去”，他说。
但不是所有公司都能选择离开。
如程自才的公司。程自才的公司主要从事企业软件施工交付、运维等方面，需要定期拜访客户，由于大部分客户都在深圳，因此没办法迁去外地。
因此不少公司开始启动降本增效。
“深圳很多微小企业，每一分，每一毫都可能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程自才说，“一边是用人成本增加，一边是业务量萎缩，降本增效无外乎搬去资金更便宜的地方、裁员、降薪”。
从去年开始，程自才的公司三轮搬迁，从互联网集中的南山科技园，搬到了房租便宜的西丽，如今又搬到了龙岗，并且开始和另一家公司分享办公场地之余，公司规模从20人，缩减至12人，每位员工的工作时间、强度也明显增加。
但搬迁、裁员、降薪并不能无限度进行下去，“毕竟再怎么节省，都是有成本的”，而且有些公司业务并没有那么充沛，且业务不连续。
于是许多老板将目光放到了“灵活用工”模式上。
灵活用工本意指，灵活就业或非正规就业，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全职雇佣模式的用工方式。在这一模式下，老板们可以发布需求，将原本的雇佣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这样就不用交社保”、且税点低，以此来节省人力成本。
程自才的许多创业朋友，就裁成了光杆司令，通过灵活用工和老员工合作，来维持公司运转。
“说白了就是外包”，在一家灵活用工平台工作的员工孙静恩介绍，这两年来她们公司算是“逆势生长的行业”之一。
“企业节省人力成本，但不代表这些成本不在了，只不过是转嫁了”，孙静恩说，以前变成企业需要负担的社保，变成了员工自行负担之后，“看上去企业成本减小，实际上加速了大家的坠落”。
她解释，灵活用工的本意是节省成本，但缺少了“面试”环节，因此“价格”成了双方是否能合作的重要因素，导致行业里劣币驱逐严重，“许多老板在招募时，不看重能力，只看中对方价格”，因此这个行业里交付时，争端很多，无论是用工方企业，还是承接的本人，都感觉“没有安全感”。
就连平台，也因为被许多公司拖欠服务费，而运行困难、无法给“上工”的打工人保障。
行业里层层外包现象也严重，导致“多角债”存在，“最底层的打工人经过层层剥削后，或许做着最重的活，拿着最少的钱”。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一模式并不友好。因外包出去后成本转嫁给个人，且“价格”为导向，导致灵活用工平台山的从业者，为了增加收入，会多接活，由此挤压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和生存空间，“毕竟同样价格，谁都愿意请个熟手”。
他们没办法进行提升职场技能，只能去做一些没有门槛、难度不高的工作，“像有段时间，深圳的外包都饱和了。”
而且平台上，身处深圳的年轻人，还面临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在竞争，他们价格更具优势，让身处深圳的年轻人压力更大——孙静恩就发现，平台上很多人的收入，赶不上深圳的最低收入，“那他们怎么交社保呢？”
“事实是，许多灵活用工的年轻人，没有缴纳社保”，乔文解释，按照现在深圳最低标准缴纳，每个月灵活就业也要缴纳千元，65岁退休后能领个1700元，“但前提是能在深圳缴纳15年”——毕竟许多灵活就业的年轻人，最终会顶不住深圳压力，回到老家，无法在这里退休。
“所以，深圳的门槛越来越高，不是和我们这些草根了”，面对社保上涨，乔文感觉曾经依靠草根崛起的深圳，正在抛弃“草根”，“下一步可能成为下一个香港。”
望着越来越低的工资、高居不下的房价，形容香港的“产业空心化”一词，浮现在乔文的脑海里，她想到到之前去香港时候的焦虑感了，“虽然那里洗碗工能有2万元，但并不开心，因为看不到上升希望”。
思索再三后，乔文也打算回湖南老家了，“深圳普通人活不下去咯，起码回老家活得下去吧？”
“活下去”，是深圳老板们的心愿，也是所有深圳草根的目标。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采用化名。）